据美国有线新闻网(CNN)报道,一项最新的美国研究揭露称,恐怖组织“博科圣地”滥杀无辜所使用的人体自杀炸弹大多数为女性及儿童。
西点军校反恐作战中心和耶鲁大学的研究员分析了从年起的例由位于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武装分子实施的自杀性爆炸事件。他们发现,例袭击事件中至少有例自杀式袭击者性别可以被识别为女性。
据了解,仅年,这个隶属于“伊斯兰国”的叛乱组织已经令80名妇女走上了不归路。
年4月,“博科圣地”从奇博克镇学校宿舍绑架了名16至18岁的女学生,在此之后该组织使用女性作为人体炸弹的数量开始增加。这起绑架事件促使全球展开“把我们的女孩带回来”运动。
“几乎就在奇博克绑架事件之后,‘博科圣地’使用女性作为人体炸弹的数量急剧增加,”美国军事精英院校西点军校反恐作战中心讲师杰森·沃纳这样说道,“绑架事件让‘博科圣地’意识到,女性以及儿童在提升其全球恐怖组织知名度方面极具效果。”
最小人体炸弹年仅7岁
根据这份研究报告,“博科圣地”不仅经常使用女性来携带致命的爆炸物,该组织还“最频繁把儿童自杀式炸弹常规化。”
“‘博科圣地’打破了人们对人体炸弹人群分布的偏见,”沃纳说道。“这是恐怖组织首次更多使用女性作为自杀性袭击者而不是男性,而且它也率先使用儿童作为人体炸弹。”
在个可以判断年龄的自杀性袭击者中,60%为青少年或儿童。至今能够鉴别的年龄最小的人体炸弹袭击者仅为7岁。而且,“博科圣地”使用年轻女孩的数量为年轻男孩的四倍之多。
参与这项研究的耶鲁大学研究员艾伦·查宾表示,该组织“使用了42名女性青年与23名小于12岁的女孩,而仅使用了11名男性青年与5名小于12岁的男孩。”
据估计,“博科圣地”的恐怖行径在过去6年里造成了约3万5千人丧生。沃纳称,该组织袭击的对象“绝大多数是无辜、普通的尼日利亚人、喀麦隆人和乍得人,而不是政府或军事人员。”
“‘博科圣地’制造的血案,以及官方与该组织战斗带来的人员损失数量令人震惊,”沃纳说道。他还补充说,冲突已经迫使多万尼日利亚人背井离乡,造成了“极大的人道主义影响。”
女性被视为“可牺牲的”
这份研究报告的作者称,有数条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女性和儿童会被选为人体炸弹,其中之一就是他们被搜身的可能性比其他人低很多。
这两类人可以将爆炸物藏于鼓起的衣物里,放在手提袋内,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可以把炸弹绑在身后背着的婴儿身上。
也有报道称,打扮成女性的男性会更加容易通过安检。
研究人员认为,相较于男性,女性和儿童更容易受到“博科圣地”暴力、洗脑以及虚假承诺的招募影响。
特别是在恐怖组织男性领导层的眼里,成年女性及女孩都是可牺牲的——她们身上的脆弱是一种毁灭性的致命诅咒。
一个前叛乱分子对研究员说,女性“非常廉价,而且她们大多数充满愤怒的情绪”,此外“使用女性可以使组织保存男性的数量。”
疑虑情绪大规模弥散
这份研究报告的主笔人之一希拉里·麦特法斯说,该恐怖组织使用女性与儿童作为自杀炸弹袭击者“颠覆了社会对女性及儿童的常规看法,不仅在爆炸时造成平民伤亡,还具有更深远的破坏性。”
女性及儿童可能成为潜在的致命角色。这种猜疑的情绪开始传播,“无形中破坏了社会的凝聚力,并使得冲突过后的恢复与重建过程更为艰难。”她说。
这项研究的实地考察工作受到不少限制,因为尼日利亚的东北方是“博科圣地”的大本营,对当地人和外来者都很危险。
“媒体报道通常不会涉及爆炸的完整细节,”沃纳说道。“甚至获取袭击者大致年龄的信息也十分困难……有时候媒体的描述连袭击者的性别也不包括。”
“如果没有报道袭击者的性别与年龄,那我们有理由可以推测袭击者是成年男性,因为这样子的话年龄与性别是完全没有报道价值的。”他说。
麦特法斯实地考察的大多数时间都用来面对面地采访前“博科圣地”武装分子、恐怖行径的受害者与家庭成员。
她说,除了那些真正愿意为信念而死的自杀性袭击者,“博科圣地”还使用不情愿的受害人,给他们携带简易爆炸物,这些受害人通常遭到语言、肢体、物质或暴力胁迫而不得不成为人体炸弹。这种炸弹也被称为人体携带简易爆炸装置。
“儿童以及那些受迫成为人体炸弹的人不能被简单认为是‘自杀性炸弹袭击者’,应对他们的反恐措施应该与自愿献身的人体炸弹区别开来,”她说。
女性因自杀式炸弹受辱
麦特法斯说,尼日利亚的迈杜古里是一个受“博科圣地”自杀式炸弹袭击严重影响的城镇,当地政府已展开措施提高公众对女性及儿童作为人体炸弹的意识,告知民众如何识别潜在的攻击者。
“这个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也有过度玷污袭击者的风险,毕竟不少自杀性袭击者是受迫成为人体炸弹的。对女性越来越广的猜疑已经使女性在社区群体中处于弱势地位了。”
麦特法斯说,前“博科圣地”成员表示,的确有一些女性自愿加入组织,甚至还有人自愿成为人体炸弹。
她回忆起与一群“博科圣地”女性成员会面的场景,她们得到尼日利亚军方“营救”,当时正住在康复营内,但她们“仍忠于‘博科圣地’”。
在麦特法斯与这群人中较年轻的成员对话后,一名14岁、已经结了两次婚的女孩想要为她编头发。
“那时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眼前的只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她的兴趣与和我一起长大的女孩们也没什么不一样,她只是碰巧身处于这个悲剧的环境,这个对女性存在结构性暴力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