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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化和物种多样性现状与未来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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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化和生物灭绝之间的相互关系要比我们所认识到的全球化的影响要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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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

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的一个俄罗斯东正教大教堂里,亲戚朋友们汇聚一堂,向他们敬爱的女族长、89岁的玛丽?史密斯?琼斯(MarieSmithJones)做最后的告别,她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能说流利埃雅克语(Eyak)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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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

一队苏丹骑兵穿越边境进入邻近的乍得,目标是存放在乍得扎库玛国家公园库房里价值近万美元被没收的象牙,这批象牙重达1.5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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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

令爬虫学家困惑的大量青蛙神秘失踪事件在全球蔓延开来,一直蔓延到美国太平洋西北部。研究人员很快发现,罪魁祸首是一种原产于南部非洲的蛙壶菌,这种致命真菌通过青蛙海外贸易传播到中美洲、南美洲、澳大利亚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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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

粮食危机导致食品价格飚升,在岛国海地引发骚乱,造成至少5人死亡。类似暴力事件也在墨西哥、孟加拉国、埃及、喀麦隆、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和埃塞俄比亚爆发。

所有这些看似没有必然联系的事件,都是全球语言、文化和物种多样性正在受到威胁的示警信号。从数以百万计的微生物,到世界上的几千种语言,都是这种多样性的体现。据调查,每两个星期,地球上就有一种人类语言完全消失;每六个小时,就有一种人类培育的粮食作物消失;每几分钟就有一个物种消失。随着语言、文化和物种的消失,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这种多样性之美,还有语言和文化中所蕴含和积累的巨大知识宝库;而物种的消失,损失的也不仅是宝贵的基因资源,还有复杂生态网中的关键环节。

多样性丧失事件触目惊心

专家们早就认识到生物和文化灭绝的危险,但直到不久前才刚刚开始认识到这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系统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导致的后果,气候变化对地球环境的影响更是突显了语言、文化和物种多样化消失的紧迫感。科学家正在努力探讨一个复杂地球生态系统框架内语言、文化和物种多样性的价值,并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考虑的多样性有哪些?如何衡量区域性和全球性的多样性?多样性可以缓解经济增长带来的压力吗?多样性要达到多少才足够?从在纽约召开的首次生物文化多样性研讨会,到斯德哥尔摩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讨论,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其他学科的科学家们正在努力建立一个新的框架来描述和保持语言、文化和生物的多样性。

当前的生物多样性危机通常被称为“第六次灭绝事件”,类似规模的生物灭绝大灾难在地球历史上只发生过五次。最后一次是在白垩纪末期恐龙消失的年代。但在过去的几百年间,人类活动导致的物种灭绝率达到了地球历史上物种自然灭绝率的倍。科学界认为,科学界以外的大多数人都严重低估了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危险。年5月16日,伦敦动物学会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自当代环保主义者年宣布第一个地球日以来,已有三分之一的野生物种在地球上消失。语言多样性危机同样不容乐观,世界上约种语言中,有一半已经消失,一些专家认为,近90%的语言将在本世纪末消失。

我们之所以没有及时发现和遏制多样性消失的蔓延之势,部分原因在于快速的消失推进速度。从年到现在,地球人口增长了4倍,用水量增加了9倍,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17倍,海洋鱼类捕捞量增加了35倍,工业产出增加了40倍。正是人类这种近乎疯狂的扩张足迹,以及这种扩张所依赖的全球贸易,才有了随着玛丽?史密斯的逝去,一种古老的语言从地球上永远消失的悲剧,才有了肆无忌惮屠杀大象产生的1.5吨非法象牙交易,才有了青蛙消失和粮食骚乱的严重后果。地球历史上从未有过人和产品、媒体和信息、作物和商品如此大量如此快速的跨国界流动。全球化贸易的扩大化影响导致了一些当地文化传统的消失,灭绝了当地脆弱的动植物物种。

一个人的死亡而导致一种语言的消失,毁灭性的真菌导致青蛙大量消失,象牙买卖导致大象被大量屠杀,还有更多珍贵动物的数量在减少。加上一些地区的干旱和洪水灾害,燃油价格居高不下,发展中国家对肉类需求不断增加,导致许多主粮作物供应大幅下降,价格飙升。但是当科学家和农民考虑如何培育和改造下一代适应气候变化的高产品种时,他们却要面对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农作物基因库之“浅”令人震惊。联合国粮农组织助理总干事亚历山大?穆勒(AlexanderMüller)警告说,全球粮食供应已缩小到只有12种农作物和14种动物食品。据粮农组织称,世界上至关重要的粮食作物品种在20世纪里已经消失了四分之三,数以百计的本地牲畜品种也处于濒危边缘。“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流失严重威胁到了全球的粮食安全。”穆勒说。

语言、文化和生物多样性的依存关系

语言、文化和生物灭绝之间的相互关系要比我们所认识到的全球化的影响要复杂得多。这种灭绝趋势一旦启动,灭绝本身也将成为一种驱动力,形成一个密切相连的正反馈循环。我们开始了解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意大利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路易莎?玛菲(LuisaMaffi)的工作。30年前,刚从罗马大学毕业的玛菲在索马里进行现场调查时,首次开始了推测语言与生态之间联系的研究。后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研究墨西哥恰帕斯州的民族医学时,对于语言、文化和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更是有了一种顿悟。

在当地展开调查时,看到人们在乡村诊所排队就诊,一个男人抱着两岁的女儿走了几个小时来这里看病,女儿患了腹泻。这个男人模糊记得有一种好像是叫“蚱蜢腿”的当地草本植物,当地人用来治疗腹泻十分有效。但由于他几乎记不得这种草药到底叫什么,因此无法寻找到这种植物,甚至无法确定它是否还存在。

玛菲回忆当时正是多样化丧失对世界产生全面影响的时候,消失的不仅仅只是某些物种或某些语言,世界上同时失去的还有最有用最宝贵的知识。于是玛菲开始广泛接触各方人士,包括当地土著领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的专家,当然还有语言学家。年她和她的同事在伯克利组织了一个“濒危知识、濒临灭绝环境”会议,一年后,玛菲成立了一个名为“地球语言”(Terralingua)的国际组织,致力于研究、教育和倡导“语言人权”。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玛菲,在她的努力和倡导下,“生物文化多样性”(bioculturaldiversity)这一术语越来越频繁出现于各类文章和论文中,科学家和学者对灭绝现象投入了越来越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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