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0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哲学学会院士、美国哈佛大学“卡尔·福兹海默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罗伯特·达恩顿（RobertDarnton）应邀在浙江大学进行了三场讲座，题目分别为《地下书籍如何充斥旧制度法国图书市场？》《数字化，民主化：图书馆与书籍的未来》《文学和国家：十八世纪的法国，十九世纪的印度和二十世纪的东德》。
澎湃新闻经授权独家刊发演讲稿译稿，本文为第二篇，译者娄舒楠（浙江大学历史系本科生），张弛（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校订，罗伯特·达恩顿审定。
罗伯特·达恩顿演讲现场
尽管有很多关于书籍消亡和图书馆过时的闲言碎语，但在当前的数字环境中，书籍和图书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地设计数字未来，其重要性将继续增加。通过回顾图书馆与书籍的历史并展望一种新型图书馆的计划，即美国数字公共图书馆（DigitalPublicLibraryofAmerica，简称DPLA），我将阐述这一观点。
图书馆的历史重要性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去参观一所典型的美国大学，你就能理解：图书馆位于校园的中心，在大学的精神生活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将知识注入大学的各个角落，包括实验室。科学家下载电子期刊和数据库却不认为这些都来自图书馆。
年，约翰·哈佛将其馆藏中的本书捐赠给了哈佛大学（这所大学因其图书馆而得名），这就是后来哈佛图书馆发展壮大的知识核心。在历经了年、馆藏增长到万册之后，我们如今认识到大学的伟大首先来自经几代人积累的知识财富。这些财富储存在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的最大图书馆系统中。但我并不是说要沉溺机构吹嘘——图书员的职业病（“你的藏书中有多少古籍？”“你有多少本电子书？”）。相反，我想问个问题：难道哈佛和其他研究型大学的图书馆不应该被视为一项国家资产，甚至是一项国际资产吗？难道他们的知识财富不应该被分享吗？
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财富一直局限在少数特权群体中。与普遍观点不同，图书馆的历史并没有沿着一条不间断上升的知识享用民主化的路线发展。
根据我们对古代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粗浅了解，其功能主要是储存文本，而不是对读者开放。它虽允许一些学者进入，但主要可能是为了体现托勒密王朝的辉煌。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中国人试图建立一个几乎囊括了世界上所有书籍的图书馆，当然，是中文世界。（如果我的信息是正确的。同时我也很高兴被你们指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自年至年清朝皇帝乾隆从臣民手中没收了大量书籍。在保留了所有美化清朝的书籍后，他焚毁了所有批评清朝或美化明朝的书籍——至少有本书是在年至年间出版的。这与-年斯大林大恐怖时期苏联图书馆被毁的2万本书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图书馆的历史都有其不光彩的一面。伟大的非裔美国作家理查德·赖特年轻时由于其肤色而不被允许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公共图书馆借书。他唯一能把书拿出来的方法就是假装自己是一个帮白人借书的仆人。
诚然，最古老的大学通过建立图书馆为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把书藏在落锁的门与厚实的墙内，与外人隔离。当我还是牛津大学的学生时，学校厚重的大门在晚上10点关闭。如果此前你没有进校，那你就必须爬过一堵墙。那是一次令人畏缩的经历，因为那是一堵顶部布满尖刺和玻璃碎片，高达10-15英尺的墙。即使有一些秘密通道存在，那也充满危险——正如你在这张年的照片中所看到的，我和一个朋友在我最喜欢的一个入口摆姿势。在此处，你必须避开一排排或固定或松动的尖刺。
尖刺
攀爬的照片（右为达恩顿本人）
作为余下发言的补充，我将展示更多牛津大学围墙的图片。这些城墙保护着牛津大学内的图书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被布满尖刺和垛口的墙壁包围的伯德雷恩图书馆或大学图书馆。
被布满尖刺和垛口的墙壁包围的大学图书馆
但我想讨论的是存储在研究型图书馆中的知识的无形障碍。图书馆经常通过各种措施把外来者拒之门外：限制入馆资格，付费读者卡，以及一种恐吓的气氛。普通人不愿勇敢面对这些阻碍。他们与那些毫不费力就取得优势的学识渊博的精英们相区别。这与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定义的“区分（distinction）”的社会筛选相对应。
在启蒙时代，当孔多塞这样的哲学家认为知识传播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力量时，一种相反的趋势积聚了力量。这种知识传播的力量会蔓延各地，摧毁偏见，促进进步。美国的开国元勋们都抱有同样的信念。孔多塞的朋友托马斯·杰斐逊尤其如此，他宣称“知识领域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正如他们所理解的那样，共和国的兴盛有赖于博识的公民，光明的传播与读书是相称的。
回想起来，这一理想似乎是乌托邦式的。但它有助于促进图书馆的开放。年法国皇家图书馆允许普通读者进入；年大英博物馆允许普通读者进入；年在美国波士顿建立的第一个大型公共图书馆允许任何公民借书带回家阅读；年纽约公共图书馆向所有人开放大量藏书。它为想同时获得教育和母语文学作品的一代又一代移民充当了非正式的大学。
但是这种获取知识的方式依赖于一种受限制的技术：印刷术。在18世纪，大多数人都不识字，而多数识字者买不起书。如今我们有了互联网。我们现在有能力实现启蒙时代乌托邦式的理想。作为一个现在可以完成的一个例子，让我们考虑两部伟大的百科全书之间的区别。狄德罗编辑的百科全书是启蒙运动的圣经，也是年前知识生产的一个奇迹：大约位撰稿人的17卷文本。但它要花费里弗尔，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两年半的收入。现今维基百科包含由个“活跃”撰稿者提供的万篇文章，其免费读者达3.65亿。
关于公开的新理念正在改变知识的世界。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时期文人共和国的理想——一个在原则上没有警察力量、没有边界、没有排他性的自由的知识领域。但实际上，在18世纪只有少数精英在这个共和国享有公民身份。今天我们有开放的大学、软件资源、元数据、期刊数据库以及处于初期阶段的信息高速公路。
然而不幸地是，由于在某种程度上获取知识的途径正趋于封闭，这种开放趋势也就显示出悲观的一面。
如今订阅一份化学杂志的平均费用是多少？美元。年是多少？一年33美元。通货膨胀在这里影响不大。在过去的25年里，学术期刊的价格上涨速度是消费者物价指数的4倍。《比较神经学杂志》一年的订阅费用为美元，相当于本专著。里德·爱思唯尔（ReedElsevier）、威利·布莱克威尔（Wiley-Blackwell）和施普林格（Springer）这三家大型出版商现在出版了全部学术论文中的42%，从中赚取了巨额利润。年，爱思唯尔从科学、技术和医学期刊盈利9.13亿英镑，而总收入为21亿英镑。
别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说期刊价格的毁灭性上涨可以简单地用出版商的贪婪来解释。他们谨守本分：尽可能将最大利润返还给股东。也许他们该因其尽职而得到祝贺，但他们的成功恰好阻止了我们这么做。因为这证明了商业化这一关闭知识获取渠道的消极趋势，而这一趋势正与我刚才所庆祝的开放趋势相反。
医学论文的产量每三到四年翻一番。确实，更多的知识不断地产生，但公众能使用的却越来越少。为什么？因为图书馆再也付不起这些费用了。年，医学期刊的平均价格是12美元；现在是美元。因为预算减少而成本增加，全国各地的图书馆都在取消学术期刊的订阅。盈利的底线当然是要考虑的，但还要考虑更高的标准——公众利益，特别是公众应该获得由公共资金产生的知识的原则。
8年美国国会就这一原则采取了行动，要求受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InstitutesofHealth）资助的文章可从公共医学中心（PubMedCentral）这一公开数据库获取。但出版商的说客通过使国家卫生研究院接受为期12个月的禁令来阻止公众获取文章，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从中牟取最大利益。由于不满足于这一胜利，他们试图废除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在所谓的《研究工作法案》（）中的授权。该法案于年11月提交给国会，并得到了爱思唯尔出版公司的支持。伴随着公众的抗议浪潮，四个月后法案被撤回。但说客仍在努力，试图阻止《公平获取科学技术研究法案（FASTR）》。该法案将允许公众自由获取由联邦机构资助的研究预算约1亿美元的所有研究的出版物。国会能在年通过这项法案吗？不太可能。
ResearchWorksAct
期刊价格之争表明了决定数字未来的两种趋势之间的冲突：民主化和商业化。现在，我并不是要把一个复杂的情况简化成一个简单的公式。我们必须在一个充满财富和权力的现实世界中找到某种方法，在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找到平衡。因此，我们面临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书籍和图书馆的世界里，我们找到平衡了吗？
以谷歌为例。4年，谷歌着手将我们最大的研究型图书馆的馆藏数字化。它打算在搜索服务中使用这些数据，为寻求特定主题信息的用户提供书中的片段或短文。作者和出版商起诉谷歌侵犯他们的版权；经过四年半的艰苦谈判，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把搜索服务变成一个巨大的商业图书馆。因此，最初免费向谷歌提供图书的研究型图书馆，将不得不以谷歌确定的价格回购这些图书的电子版使用权。因为该协议没有为公共当局的监督或控制提供任何条款，所以他们订阅谷歌数据库的费用可能会和订阅学术期刊的价格一样高得离谱。事实上，他们从未咨询过公众的意见，也从未考虑过公众的利益。幸运的是，纽约一家联邦法院的丹尼·陈法官以该协议将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形成垄断为由，拒绝批准这项和解协议。
theShermanAnti-trustAct
实际上谷歌正在提出一种以数字形式获取信息的新的垄断。它会将大片公共领域私有化，并向任何试图进入其领域的人收取费用。这是一个大胆的项目，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项目。它提出一个有可能实现的以民主手段取代商业方式的前景。
在印刷时代，这种开放使用权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年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建立。雕刻在大门上的铭文写着：“免费向所有人开放”。既然我们已经进入了数字时代，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可以向所有人免费提供所有的研究型图书馆的所有资料。这就是美国数字公共图书馆的基本理念。
年10月1日（早在谷歌图书搜索被法院驳回之前），一群来自基金会、图书馆和计算机科学的领导人在哈佛大学会面，讨论创建美国数字公共图书馆(DPLA)的可能性。基金会将合力提供资金；图书馆将合作提供书籍。我们成立了一个指导委员会，一个小规模的秘书处，以及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工作组。
在旧金山、芝加哥和华盛顿的大型会议上，或者通过电子邮件，电子论坛，网站，维基和博客，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会议，每件事都公开讨论。流媒体、短信和推特上，一场可以被每个人听到的关于计划各方面的辩论持续进行。同时，在哈佛大学伯克曼中心的协调下，DPLA于年4月18日成功上线。
如今，它诞生已有六年，馆藏包括万册图书和其他资源，是它诞生之初的十倍。这些馆藏来自所有50个州、个机构，并且得到了广泛使用：已有百万用户访问DPLA的网站（dp.la），他们来自除朝鲜、乍得和西撒哈拉之外的所有国家。DPLA还收藏有包括种语言的材料。
DPLA
你可以通过点击网站调出书籍的文本，但你可以做得更多。你可以按地点和时间段浏览所有馆藏；你可以逛虚拟展览，这在中学特别流行；你可以使用各种应用程序，这些程序不断被独立的开发者上传到系统中。
按地点浏览
按时间段浏览
人们应该如何看待DPLA?
DPLA不是作为一个建立在庞大的数据库之上的带有宏伟穹顶的大厦，而是作为一个“分配”体系，也就是说，一个连接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中的数字馆藏的平行网络。用户只需在电子设备上点击一下就可以访问一个文档。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组织，DPLA位于波士顿的总部规模较小，但它并非管理严密。这一水平网络的设计符合其民主精神和基本目标：所有美国人和世界上的任何人都可免费获取美国的文化遗产。
DPLA并不打算为能进入大学图书馆的精英这样的单一受众服务，而是旨在满足许多不同公众的需求：各个年龄段的学生、养老院的老人、独立研究者、各种类型的读者，包括那些只想深入感受文学乐趣的人。这一理念被放入“中心（hubs）”中，像轮辐一样扩展它的服务。
哈佛大学、史密森学会和纽约公共图书馆等“内容中心（Contenthubs）”从其庞大的馆藏中提供数字化材料。还有家机构也提供小规模的数字化材料。
“服务中心（Servicehubs）”集合其他馆藏并在州一级发展网络。到目前为止，它们已扩展到27个州，我们希望不久以后它们将在联邦的每一个州开展活动。这些服务中心通过与当地公共图书馆合作，努力为小社区的人们提供服务。图书馆邀请小镇或城镇社区的每个人带来日记、信件、家庭照片和其他存放在阁楼或箱子里的物品。这些材料将被数字化，以元数据的形式进行组织和保存。通过这种方式，社区提高了对自己文化和历史的认识，同时他们的地方收藏被整合到一个日益有序发展的国家网络中。
当然，DPLA不可能覆盖美国的每个城镇。它依靠志愿者，包括一小群在特定区域内促进活动的“社区代表”。现在有名社区代表分布在50个州。DPLA也正在制定一个计划来培训公共图书馆的图书馆员，使他们获得在其社区开展数字项目所需的特殊技能。一个新的项目刚刚获得了自助，以此可以发展基于社区的数据库和用以联结系统的“后端（backend）”连接组织的高级软件。
这些服务中有许多是针对学校的。DPLA最近与公共广播系统（thePublicBroadcastingSystem）建立了合作关系，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专门设计和策划的材料。它还提供套“课程集”或原始资料集供课堂使用。它们已在全国各地得到使用。在另一个项目中（该项目由奥巴马总统于年4月30日宣布），DPLA正在与出版社合作，以便为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提供免费电子书。因此，它发展出了一项重要的教学使命。
当然，这些新项目都依赖于最先进的技术。我不想尝试着描述DPLA的技术基础，我只想要强调它也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志愿者项目。两年半以来，1名计算机科学家提交了他们的想法，这些想法由哈佛大学伯克曼中心的一个专家团队进行整合。该系统于年上线时，功能完美无瑕。它与欧洲数位图书馆（Europeana）彼此协作。欧洲数位图书馆是在欧盟内部集成数字馆藏的系统，其特殊吸引力在于结构内置了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plicationProgrammingInterface，简称API）。我们对API的大量使用感到惊讶：每个月点击量达万次。
API可以为任何人提供一种开发特定工具或收藏集合的方式，并且这些特定开发可供每个连接到系统的人使用。这样一种称作“书架”的工具创造了数字浏览的可能性。
当用户查阅某本书时，可以看到一排相关书籍。这些书的书脊出现在计算机屏幕上，就好像它们是排列在书架上的实体书一样。人们可以点击任何书脊的图像，在书的目录和文本中进行搜索，并构建一个关于某个主题的个性化材料集。
DPLA书架
在这些项目和其他的“外展服务（outreach）”项目中，DPLA希望与读者进行交流。它不是简单地提供材料并等待他们使用，而是寻求互动，争取让读者来塑造它的成长。
当然，DPLA面临着许多问题。由于从年起一直依赖于基金会的支持，它需要制定一个长期的商业计划。它的技术需要持续维护和更新。随着其规模和范围的扩大，它必须解决各方面的管理问题。
尽管看起来很奇怪，但是DPLA面临的最大问题却是法律方面的。DPLA必须尊重版权，但如今版权涵盖了作者的一生直到死后70年（在大多数情况下超过一个世纪）。因此，20世纪的大多数文学作品（年后的所有作品和年后出版的大多数书籍）都被排除在DPLA的馆藏之外。随着案例法在美国法院的发展，也许有办法解决这个难题。最近一些法院裁决支持“合理使用”的广义解释，即根据年《版权法》第条，将数字化借贷用于某些非商业目的。另一种可能的办法是基于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如Copyswede和Kopinot）的扩大馆藏许可。Kopinot向所有挪威人提供所有挪威文学作品，并向版权所有者提供补偿，但这需要通过立法。
目前，DPLA希望作者和出版商在书籍的商业价值耗尽后，能够自愿转交版权。一般来说，作者的收入在书出版一两年后就很少了。除了极少数情况外，一旦书籍的商业生命结束后，它将躺在少数几家图书馆的书架上慢慢地死去，而大多数读者无法阅读。到那时，作者通常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他们的作品能在公众中自由传播；他们的利益与自由获取运动的目标是一致的。作家联盟这一新组织发起了一项活动，说服作者和出版商在出版后的某个时间通过DPLA和知识共享许可协议将他们的书放到网上。迄今为止，他们的反应令人欣喜。即使这可能听起来很天真，但我认为DPLA有可能通过数字化方式将作者和读者结合在一起并使双方都满意。
因此，尽管面临着商业化的压力，DPLA还是发掘了一种兼具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公共精神。它从启蒙时代汲取灵感，但它是为21世纪的需要而设计的；事实证明，当人们对华盛顿特区的机能障碍感到厌恶的时候，它可以独立自主地完成工作。
你不应该把DPLA看作是国会图书馆的数字版本。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组织和精神上它都是一种全新的图书馆。它将在个人、地方、国家和国际的许多层面同时运行。其现有功能已获得成功，并且在今后数代人的努力之下，其馆藏将继续扩大，这也使得它还将继续获得新的功能。
DPLA将随着技术的持续进步而不断变化。但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正确地将其完成，我们就能帮助塑造未来。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可以让全人类共享人类的文化遗产。我们有技术、方法、资源和决心。既然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那么现在我们就必须完成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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