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刘筝图
自年开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过去四十年间实现了“惊天大逆转”。年代末，中国与孟加拉、马拉维和乍得等贫困国家同列。如今，中国不仅跃入中等收入水平，而且成为国际发展中的新兴领袖。
但尽管发展中的中国不吝地慷慨解囊，以数十亿美元的规模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发放贷款、给予援助、进行投资，中国的发展经验却尚未能影响国际发展的理念范式。相反，在中国以外，许多人认定中国模式代表的是威权，与民主价值观完全对立。这不仅导致中国在国外饱受批评，更严重的是加剧了中美之间的对峙。
这种情形有望扭转吗？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究竟可以带给世界什么启示和智慧？
换个方式讲中国故事
今年8月，我受联合国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邀请，在柬埔寨发表了一次演讲，所谈的正是这个问题。
演讲的题目是《真正的中国模式：其他发展中国家应该从中国经验中学习什么？》（TheRealChinaModel:WhatOtherDevelopingCountriesShouldLearnfromChina）。从出席情况看，这个题目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同样伴随着争议，因为在中国以外，“向中国学习”往往意味着拥抱威权而拒绝民主。有些人看到我的演讲的标题，马上表露怀疑、嘲讽。他们假定已经知道我会如何回答“向中国学习什么”了。
我想请读者们先想象一个情景：如果柬埔寨媒体报道我的演讲，你猜他们文章的标题会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连我都料想不到。柬埔寨英文报纸《高棉时报》（KhmerTimes）对此次演讲的报道，标题是《学者称赞柬埔寨为复兴传统丝织业所做的努力》（AuthorLaudsCambodia’sEfforttoReviveTraditionalSilkWeaving）。
这个出乎意料的标题来自我在演讲中提出的其中一个由中国经验启发的普世原则：“有什么用什么。”柬埔寨的媒体强调传统丝织，因为这是柬埔寨所能“用”的资源之一。
这个事件虽小，却体现了一个重要的启示：
如果换个方式讲中国故事，把核心放在人人能认同的原则，将会取得不一样的效果和共鸣
。
常见观点的局限
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应该向中国学习什么”的议题，一般有以下几个观点。最普遍的回应是“中国国情特殊，因此不可复制”。请大家注意了，持这种观点的不仅是忽视中国发展经验价值的西方观察家者，而且还包括许多坚持中国特殊论的中国人。
尤其在西方，当人们思考“向中国学习”这个议题时不仅抱有怀疑，还怀着恐惧。在这样一个中国崛起而同时有许多国家的民主在倒退的时代，美国不仅视中国为经济领域的竞争者，而且还是核心价值观方面的死敌。西方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员往往为中国模式贴上“威权资本主义”的标签。正如澳大利亚记者马利德（RichardMcGregor）在《华尔街日报》上所认为的，掩盖在“分享中国发展智慧”背后的真正动机是“鼓励威权主义的扩张”。
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在总结中国发展经验时，通常会强调三个关键词：工业开发区、贤能政治、强政府。工业开发区对推广中国发展经验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选择，因为硬件条件易于复制且少有争议。与此同时，一些观点认为强调贤能政治有利于中国的对外形象。事实却恰恰相反。中国政府的确有贤能政治的特征，但远未完善。把一种理想类型包装成真实现实，只会让西方对中国更加狐疑。最后，推崇“强政府”的形象，反而会强化西方关于中国模式只是威权政体的说法。
上述三种观点虽然看似各有不同，却有共同的谬误：都假定学习就是复制。按照这个逻辑，评论家认为如果其他国家不能复制中国的经验，那么这种经验就只能被视作是一个例外，抛到一边去。按照这个逻辑，中国自己也努力想要找到其他国家能够接受并直接复制的具体措施，如投资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按照这个逻辑，西方担忧其他国家会“复制”中国，与西方对立，于是决定强力抵制。由此可见，思维逻辑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还能直接影响国家政策，间接影响国际关系。
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澄清这个误解。
学习不是复制。中国的发展经验中蕴含着某些普世原则，但这些原则在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具体表现却都是独有的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换个方式讲中国故事。
究竟什么才是“中国模式”？
究竟什么才是“中国模式”呢？换句话说，使中国自改革开放后达成快速社会经济转型的政治经济体系是什么？无数评论家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论点是，中国发展的核心是一个具备大量投资和经济计划能力的强政府。
但我的著作《中国如何跳出贫困陷阱》却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故事（详见《“有指挥的即兴发挥”：一位美国华裔学者眼中的中国改革》，澎湃新闻年11月2日发布）。中国模式并不仅仅是强国家自上而下的治理。如果单靠这一点就能成就经济发展，那么中国早在年以前就已繁荣起来了。基于超过个访谈、多年的实地调研和比较历史分析，我的研究发现，赋予中国经济和社会强劲动力的是“引导创变”：一套结合中央指挥者自上而下的引导和地方执行者自下而上灵活应变的治理体系。（《中国如何跳出贫困陷阱》，洪源远著，马亮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年7月出版。英文原版书名为“HowChinaEscapedthePovertyTrap”，由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年出版。——编注）
“引导创变”这个概念的核心，是在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时，政府思想的解放及角色的关键转变。
改革时期的领导者靠的不是命令和事必躬亲的控制，而更多是扮演类似导演或音乐指挥家的角色，引导地方解决难题，打造灵活应变的有利环境
。这些“引导”有多种形式，例如明确政府的工作目标、设定激励、给予适度的自主权、开启相关政策领域配套改革，鼓励互相学习，等等。政府的“强”在于变通、灵活。
这些有利条件，激发了基层政府和社会人士的主动性，为了解决地方的问题而创造出各种政策和方案，从而开创了因地和因时制宜的发展道路。即使中国区域间的发展速度差异巨大，但这样的道路仍鲜明地体现在各地方的发展过程中。
更通俗地表达，引导创变也可以理解为“中央搭台、地方唱戏”的治理体系
。
这个故事可以让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也充分体现了中国的管理智慧，尤其是中国如何从过去的失败中学习，如何应对多变的环境。但中国却鲜少向世界介绍这些强项。
多数西方观察家错误地认为中国在开展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没有推行任何政治改革。这是不准确的。其实，改革时代的中国已经进行了政治改革，只是并非西方观察家所期待的方式，例如多党制竞争式选举。中国以行政与体制改革代替了政治改革，部分收获了民主体制的红利，例如对权力的制约、干部问责制度、相互竞争、政策实验、政策反馈和方案多元化。正是这些“民主特色”减少了集权的弊端，提高了政府机构和社会的活力，为改革、发展和创新注入了生命力。
三个基本原则
如果以这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讲述中国故事，那么我们就能重新探讨“其他国家应该向中国学习什么”这个问题了。我在柬埔寨演讲时，强调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国的经验中学习三大基本原则。
原则1：学习不是复制。
众所周知，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历程中收获很多有别于主流发展思想的启示。但它们不应该盲目照搬中国的具体政策或措施，正如它们不应该盲目引进西方的典范做法。在学习技术方面，比如生产服装或汽车，学习的确往往从模仿开始。但社会经济发展不是一项技术攻坚，相反，这种发展要求的是系统性的变革并且不可避免地牵涉政治。对于这种层面的学习，人们不能机械地“复制粘贴”，而需要把原则灵活地运用在具体问题上。
原则2：成功和失败都值得学习。
其他国家应该学习中国的成功，但同样重要地是避免重复中国的错误和代价。尽管中国取得了快速经济增长，但一心一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