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
原载
《文史哲》年第3期，第5-11页
原题
传统中国史学中的世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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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什么才是“中国的”思想史？
葛兆光
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
19、20世纪之间，经历了“二千年未有之巨变”的中国，不得不真的睁开眼睛，重新认识面前这个世界。20世纪逐渐形成新的世界认识，实际上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知识史意义上的世界认识，也就是世界是方的，还是圆的？是像传统中国人想象的“天圆地方，我在中央”，还是艾儒略（GiulioAleni，-）所说的“无处非中”？另一方面，则包含文化意义上的世界观念，是天下唯有中国最大，还是中国只是世界万国中的一国？是中国文明为世界最高，还是世界上多种文明并立？在中国之外，还有其他文明的民族和国家吗？20世纪中国新世界认识的形成，固然主要是受到来自西方的冲击，但并非没有来自传统的资源影响，特别应当强调的是，由于中国传统世界认识的影响，来自西方的新世界知识，会在这一背景的过滤和透镜的折射下，产生微妙的变形和修正。就像丸山真男所说的，历史意识的“古层”始终会影响历史的展开，执拗持续的“低音”始终会修饰甚至修正思想的主旋律。因此，在讨论20世纪中国形成的新世界认识时，我们不能不回过头重新看看传统中国的世界知识，尤其值得讨论的是传统中国史学，是如何形塑历史上中国人的世界认识的？秦汉之前“九州”“四裔”与“五服”
一直到现在，我们也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先秦时代中国人曾经到过多远。在秦、汉之前的早期文献中所表现出来古代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毫无疑问大多是传闻和想象。古代中国人有一种把空间最大化的想象方式，就是把“天下”想象成（1）“九州”以及周边，（2）中国与“四裔”，或者是（3）以“王畿”为中心逐级放大的“五服”。
在这方面，有三篇文献很重要第一篇是《尚书·禹贡》，根据它的记载，在中国之内有九州，在中国之外有岛夷、莱夷、淮夷、三苗等，周边以华夏为中心，他们都服从中国号令，都会给中国进贡土产。第二篇是《逸周书·王会篇》，它记载西周武王（一说成王）时，八方进贡的热闹场面，传说当时四方来朝贺的属国包括了东夷、南越、西戎、北狄各方。第三篇是《国语·周语上》，据它说周代的天下已经分为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各种不同区域对天子有祭祀和进贡的责任。这三篇文献半是传闻，半是想象，但它们都表现了古代中国自居中央的天下观念，按照古人的说法，因为四裔不够文明，都仰慕中国，所以要来中国朝贡。
在秦汉统一中国之前，古文献中对于“中国”以及周边世界，缺乏具体而准确的记载。一直要到秦、汉（公元前3世纪之后）统一，大体奠定了“中国”，中国的历史著作才对“中国”之外的世界，有了比较明确的记载。
《史记》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
在现在传世的历史文献中，《史记》可能是第一部有意识地记载中国与周边的著作。在司马迁的《史记》中，除了“我者”即汉帝国之外，周边的“他者”当然有北方即最强大的匈奴，以及东方和南方，如朝鲜、南越、东越、西南夷（甚至身*即印度），同时也特别通过《大宛列传》记载了西方（即现在的中亚、西亚）诸国，这个世界已经大致包括了现在的亚洲大部。
司马迁是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已经很具有“世界意识”。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三点：第一，传统帝国时代的历史学家无法超越本国的立场，他们习惯于从本国立场向外眺望，主要依赖官方实际往来的资料，加上当时有限的视野、知识甚至传闻。所以，他们笔下的世界，仍然是以本国为圆心，逐级放大的“同心圆”。第二，尽管事实上，汉朝有彼此对等的敌国如匈奴，在*治上不能不与之对等交往，但在文化上总是有优越感，仍然视之为蛮夷，在历史记载中，也总是要凸显他们不够文明。第三，外面的世界主要只是“中国”的“四裔”，这些四裔都是没有开化的野蛮人，他们存在的意义，主要是证明华夏的文明，由于他们朝觐中央帝国，这会给帝国带来荣耀和自信。
“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这成为传统中国历史记载的传统，这个传统延续了两千多年。中国史学世界认识变化三个契机
比起司马迁来，此后撰写纪传体正史的官方学者，更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本国本朝的历史中，对于外面世界的